沈从文与张兆和（图源网络）

　　1986年春节刚过，一篇从遥远南国寄来的稿件落到了我手里。这是广州部队诗人柯原专为《天津书讯》撰写的《沈从文和“益世报”文学周刊》。那时沈从文很热，沉寂了几十年的他，像他晚年研究的出土文物一样，被人们重新发现，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他的文章，因此接到此稿，我特兴奋。处理此稿时，下面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：“一九四七年秋，长期当小职员的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。当时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，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。父亲的治疗及去世，使家中负了一笔债，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。这时，我抱着试探的心情，给沈老写了一封信，打算预支点稿费，以偿还部分债务。沈老对此十分关心，马上写了信来，提出要为我义务卖字。接着，就在《益世报》文学周刊上登出启事。”当时我想，如果能将沈老的“启事”糅进文章岂不更好，但当时手边没有这类资料。于是抱着试试看和面见偶像的心情，我抄下每期给沈老寄样报的地址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。

　　当我这个不速之客敲开沈老家门时，84岁的沈老由于疾病折磨，正卧床休息。沈夫人张兆和听我说明来意后，将我让到了沈老的卧室兼书房。我见沈老虽躺卧在床但精神尚好，向他问过安后便直接说出来意，并将柯原的稿子念给他听。尚未念完，沈老便将手指向了书柜的上方。沈夫人张兆和边从书柜顶端拿下一摞《沈从文文集》边对我说：“要不是前些年柯原到家中看望他提起此事，他已经记不起救助的是谁了。”经沈老指点，我们从书中找到了1947年9月沈老所写的“启事”：

　　“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，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。我想作个‘乞醯’之举，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，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，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，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。这种字暂定为十万元一张，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，可以来信告我，我寄字时再告诉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。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，让我们各尽所能，打破惯例作点小事，尽尽人的义务，为国家留点生机吧。”

　　读罢此文，我第一感觉便是老人的厚道。为了维护青年作家的自尊，他没有在“启事”中道出其姓名与地址，而是让求字者径直找自己，待对方得到书法后再将笔润寄给柯原，这是多么的体贴与宽厚。联想到其他文章中所写沈老的善良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您真是既行侠仗义，又善解人意！”沈老听后淡淡地说：“社会太黑暗，文人能做的只有这些。”行文至此，我还想起了一个插曲。我当时不知道“乞醯”如何念、是何意，沈老便告诉我，语出《论语·公冶长》。返津后，经查典籍，方知“醯”念“希”音，作“醋”解。

　　以上便是我借柯原之稿去拜访沈老的一次经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此次拜见，不但让我弄清楚了沈老对柯原的救助，而且沈老也在不经意间帮助了我。因为正是在与沈老的谈话中，他的“解放前天津新文学不发达，反而通俗小说很兴盛”这句话，让喜欢“旧小说”的我找到了研究方向，从此开始对民国天津通俗小说的探索。